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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艮作《明哲保身论》，倡言爱身如宝，他指出：吾身保，然后能保一家。

（第147页） 大造，即天地，大自然，这里借指人类生存环境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。他的《失题》一诗特别值得注意： 我家乃在东海东，蜃楼见惯心空空。

冰渊，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：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但是，这种不可知既不能阻止人天生的形而上追求，又不会因带来忧患而影响人健康地生活。但诗人故意不合常情地为造物的仁心、变化错综的天理辩护，告诫人们不仅不应责怪造物，反而要感谢它给人带来的好处，领会它用灾变锻炼人体魄的意旨，仿佛造物越是造罪，人们越应感恩不尽，显然是对儒家天性天理说的反讽（第342页）。他仰慕的是鲁仲连那种既阅世（历世、在世）又能享受儿童嘻笑般的自由、进入了宛若神龙的自由境界的生存方式。佛教以二十弹指为一罗预，二十罗预为一须臾，罗预即瞬刻的意思。

在另外一些描写舟行历险的诗中，以平生涉险轻性命的黄仲则既描写过历险中产生的崇高感：不知怖心落何处，反快一洗平生庸。但是，黄仲则发现，人有时竟超越这种因果性哀乐而有不可理喻、特殊的笑啼。[38]所以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说：蒙者，微昧闇弱之名。

先知者的启蒙，乃是自得。这种自由主义意在划定国群与小己（自由个体）之间的权限之分界。而且，经过启蒙之后，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体。他明确表示：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，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，鄙人皆绝对承认之，而不怀丝毫疑义[76]。

[33]参见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，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-8页。这就是说，这里存在着几个基本问题：受蒙蔽者是谁？受到谁或什么东西的蒙蔽？祛除蒙蔽者又是谁、即由谁来祛除这种蒙蔽？ 1.启蒙的对象或其消极主体：从臣民到国民 受蒙蔽者是人，祛蒙蔽者也是人，即都是主体，这就意味着启蒙之中存在着两种主体：祛蒙蔽者是积极主体。

平等者，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是也。这里尤其值得讨论的乃是所谓心学。[68] 王艮的明哲保身、身是本，天下国家是末、吾身是个矩，天下国家是个方之说，可谓儒家个人主义的早期宣言。[5]这里所谓新启蒙不是中国某些学者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，后者倡导的乃是威权主义，它正是笔者所指出的强国压倒启蒙的倾向。

见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马其昶校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。而民权时代的社会主体是国民（civics）。《学术与政治：韦伯的两篇演说》，冯克利译，北京：三联书店1998年版。孟子指出：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……。

而且大言不惭地说，因为它们是成见，所以我们珍视它们。简言之，儒家启蒙主义纲领的核心，就是以仁爱情感来阐明人的解放这个宗旨。

他没有意识到，具有共同的特征的正是一般的现代性本质，几种现代文明毕竟还是同质的现代文明。[63]王艮：《王心斋全集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71-72页。

《周易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周易正义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。儒家启蒙的历史，可以分为以下两大阶段： （一）帝国时代后期的儒家启蒙 所谓帝国后期，是指的唐宋以来的中华帝国。[65]王阳明：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对中国社会发展史、社会转型史的把握还不够全面，实际上，这个历史过程还可以追溯到更早，乃至宋代。这些人物思想中的现代性的启蒙因素，都被今天的宋明理学、中国哲学史等研究模式遮蔽了，需要我们重新清理、加以揭示。他说： 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，一切都必须经受这种批判。

直到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人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才算真正发生了彻底的转变，尽管这种转变的制度效应暂时尚未展现出来。见《李大钊全集》第1册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47页。

心学以个体的心来确证本体的理，颇类似于胡塞尔（Edmund Husserl）的本质直观（Wesenserschauung）：非个体性的、非经验性的一般本质，居然基于个体性的、经验性的自我体验——良知所发之意（王阳明）或意向性（Noesis）（胡塞尔）。[69]将它与《易传》的一段话加以比较，不难看出观念的转换：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（措）。

[79]他还表示：关于‘孔家店，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。通常，宗教凭借其神圣，立法凭借其威严，想要逃脱批判。

此所谓魅（enchantment）涉及韦伯所说的权力合法性的三种类型当中的前两种：（1）传统权威（Traditional Authority）（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），韦伯对此其实并不看好。[46] 所以，启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、或时代性的概念。因此，照亮‘万物、万象通明，其实就是‘无物。（三）启蒙与个体性 因此，必须强调：启蒙的本质就是人的解放，这个人不是任何集体，而是个体（individual）、个人（person）。

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变异形态的极权主义。[70]《易传》是从形上学和关系伦理出发（这与理学从天理出发是一致的），而康有为则是直接从形下的个体本位出发。

随着现代性的扩张，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。[88]韩愈《原道》开宗明义：博爱之谓仁。

……在康有为看来，人类生存中群—独之间的结合与关联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据乱、升平和太平‘三世的依次演化。汉字蒙本义指一种藤蔓植物，《说文解字·艸部》：蒙：王女也。

例如蔡元培这样讲：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，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、平等、友爱三项，以古义证明说：自由者，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是也。[12] 在康德看来，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。结语：儒家启蒙主义的当代使命 鉴于上述儒家启蒙的历史事实以及当前出现的逆向思潮，为儒家计，为中国计，为人类计，今天亟需旗帜鲜明地建构儒家启蒙主义（Confucian Enlightenment）。受蒙蔽者是消极主体，即是前者的启蒙对象。

……（2）生活方式及其主体的转换导致社会情感倾向的转换，其根本是仁爱情感对象的转换。这个普遍性意味着自由……变成了世界史上的一个时代，就是所谓现代社会。

但这类概念游戏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：乾纲独断的皇权制度乃是启蒙的祛魅对象，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。[8]李泽厚：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，第34页。

严复是儒家，同时是启蒙思想家。但他根据自己的先验哲学，把启蒙归结为理性的事情（自由也不过是实践理性的共设之一）[13]，这未必是启蒙这个事情本身的实情。